讀韓愈《雜說四》（《馬說》）

天下並非無才，但缺慧眼識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讀韓愈《雜說四》（《馬說》）

      《馬說》大約作於唐德宗貞元十一年（795年）至十六年（800年）。當時韓愈初登仕途，很不得志，曾三次上書宰相以求得提拔，卻一直未被采納。雖然沒能得到重用，但他仍然聲明自己「有憂天下之心」，不會遁跡山林。後來的幾年內，他相繼依附於宣武節度使董晉、武寧節度使張建封，也並未得到特別的賞識，所以常常鬱鬱寡歡，並有「伯樂不常有」之歎。他進京城應試以圖做官，在京城上下奔走相告，待了十年之久，最終還是懷著無限怨憤離開了長安。韓愈的坎坷遭遇正是寫作《馬說》的思想基礎，而此文的另一用意是委婉地表白心跡，並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。這篇寓言性的短論通過對世上有無千里馬這一問題的反復論證，歸結到不是沒有千里馬，而是缺少知馬的伯樂，從而對封建統治者不知人、埋沒人才的現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，抒發了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感慨和悲憤。此文通篇託物寓意，借伯樂相馬的故事，運用比喻，宛轉地說明道理，構思精巧，形象生動。全文語言簡練，長短句相間，語氣有陳述、疑問、感歎，行文富於變化，達到了說理深刻、論證有力的效果。

      “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”韓愈在《雜說四》（《馬說》）中這句振聾發聵的斷言，恰似一把穿越千年的解剖刀，精准剖開了人才生態中最核心的矛盾：識才者與被識者的永恆博弈。文中那匹淪落塵泥的千里馬，總讓人讀得心头发緊。本該踏破關河的神駿，卻淪為“奴隸人之手”的玩物，最終與凡馬“駢死於槽櫪之間”。它日行千里的體能，需要“一食或盡粟一石”的營養，而飼馬者卻以常馬的標準對待它。於是“食不飽，力不足”成了宿命，連“才美外見”都成了奢望，更遑論馳騁千里。這哪裡是寫馬？分明是封建時代人才的生存寫照：那些手握權柄的“食馬者”，既不懂“策之有道”的馭才之術，又缺乏“食盡其材”的識才之明，面對人才的鳴訴還“不能通其意”，最後反倒振振有詞地歎息“天下無馬”。韓愈用這般辛辣的筆法，揭穿了統治者以無知掩飾無能的荒謬。

      天下真的乏才嗎？翻開史冊便知答案。諸葛亮在隆中躬耕時，若沒有劉備三顧茅廬的誠意，縱有經天緯地之才，他也可能淪為鄉野處士；陳景潤在數學界嶄露頭角前，若沒有華羅庚的提攜，或許只能在圖書館的角落默默計算。這些例子都在印證：人才從來如星斗般密布，只是需要伯樂的目光為其拭去塵埃。沒有識才的慧眼，即便美玉在前，也會被當作頑石棄之荒野。

      這篇千年前的短文，在今天依然閃耀著啟蒙的光芒。教育領域裏，那些用統一課表框定個性的做法，與“以常馬待千里馬”何其相似？職場中，憑學歷貼標籤、用年資定能力的評判體係，不正是現代版的“食馬者之愚”？其實社會需要的，是學校能成為發現獨特稟賦的“伯樂學堂”，讓每顆種子都能按天性生長；是企業能構建“人盡其才”的育人生態，讓每個人的特長都找到閃光的舞台。

      韓愈的文字穿越千年風塵，依然在提醒我們：當社會抱怨“人才匱乏”時，更該反思的是：我們是否丟失了識才的誠心與慧眼？畢竟，天下從不缺千里馬，缺的是能讓千里馬縱情馳騁的原野，和那雙能穿透平庸的明眸。

      走筆至此，文章本可以結尾了。然而，老夫心頭驀然閃現《莊子·馬蹄》一篇，對於糾正本篇的某些偏頗，似有意義。假若千里馬與凡馬均處在千里沃野，無人去辨識它們，任他們儘情展現天性，從而樂此一生，豈不更為幸事也歟！而一旦被人遴選了，則無論凡馬，抑或是千里馬，終歸逃不脫被人奴役鞭笞的命運。這正如《莊子·秋水》中所說：“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。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？”二者相權，真還不如拖著尾巴在爛泥中遊，那才是真自在，且穫得真實受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原文《馬說》

      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故雖有名馬，祇辱於奴隸人之手，駢死於槽櫪之間，不以千里稱也。

      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盡粟一石。食馬者，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馬也，雖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飽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見，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千里也!

      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盡其材，鳴之而不能通其意，執策而臨之，曰：「天下無馬？」嗚呼！其真無馬邪？其真不知馬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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